斯科特 | 独裁主义的极端现代主义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C.Scott, 1936.12.2- ），政治科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是一个土地和非国家社会、次等政治和无政府主义方面的比较研究学者，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东南亚的农民及其抵抗各种形式统治的策略。斯科特在威廉姆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76年之前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之后在耶鲁大学度过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图源：Pomona College]
在早晨的码头上，就像一生中第一次一样，我再一次看到，笔直的街道、人行道上闪亮的玻璃、透明住所中神圣的平行六面体、一排排灰蓝色的代码成一个个方阵。这使我觉得，不是过去的人，而是我自己战胜了过去的上帝和过去的生活。
——尤根·赞弥廷(Eugene Zamiatin)：《我们》
取代上帝的现代科学消除了障碍(对自由的限制)，它也带来空白：高层立法和管理者，世界秩序的设计者和管理者，他们的办公室都已经令人吃惊地空了。需要有东西填充它，不然……整个现代君王宝座的空置会一直吸引空想家和冒险家。包罗一切的秩序与和谐的梦想仍然生动逼真，且显得比过去离我们更近，更在人类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它现在需要依赖世俗的人去实现并保障它的支配地位。
——齐格玛特·鲍曼(zygmunt Bauman)：《现代性与纳粹大屠杀》
我们已经考察过的国家简单化都带有地图的特点。也就是说，它们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只在于精确地概括复杂世界中地图制作者最感兴趣的那些方面，而在忽略其他的方面。抱怨地图缺少细微的差别和细节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它忽略了其功能所必需的信息。如果一张城市地图试图反映城市中每一个的交通灯、每一个坑洼、每一处建筑、公园中的每一处灌木丛和树，这张地图就会像它所描述的城市一样巨大和复杂。这与描绘地图的初衷适得其反，制作地图是为了抽象和概括。地图只是被设计用来达到目的的工具。我们可以判断目的的崇高或卑鄙，但地图本身则只是达到或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一个接一个的例子中我们已经看到地图在概括它新反映事实的同时明显可以改变事实。当然这种改变或权力并不在地图本身,而是在那些左右特定地图观察视角的力量中。一个目的在于使木材生长、利润和产量最大化的私营公司也会按照同样逻辑对它的世界做出地图，而且会使用它所有的权力普及地图背后的逻辑。实用主义的简单化并非为国家所垄断。而国家希望的至少是它所独有就合法强制实施的权力。从17世纪到现在，具有改变现实力量的地图是由国家——这个社会中最强有力的机构来发明和实施的，其原因就在于此。
直到目前，国家将其计划强加给社会的能力还受到其有限的野心和能力的限制。尽管调控社会的乌托邦野心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思想，以及过去的宗教和军事行动，但18世纪欧洲国家主要还是汲取的工具。国家官员，特别是专制主义下的官员，的确对他们王国的人口、土地制度、生产和贸易做了比他们前任更多的调查，从农村汲取税收、谷物和兵源的效率都提高了。但在他们要求进行绝对统治的时候也有很多问题，他们缺少内在一致的强制权力、详细的行政坐标。或者允许他们进行更深入的社会工程试验的详细知识。为了实现他们不断增长的雄心，他们需要野心更大、完成任务能力更强的国家机器和他们可以控制的社会。在19世纪中期的西方和20世纪早期的其他各国，这些条件都具备了。
我认为多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国家发展的悲剧都来源于三个因素致命的结合。第一个是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我们在科学林业部工作中已经看到了这种雄心，但这里它已经发展到非常广泛和疯狂的地步。“极端现代主义”可能是表述这种雄心的合适词。作为信仰，它为许多不同的政治派到所接受。它主要的倡导者和传播者是下列组织的先锋：工程师、设计师、技师、高层管理人员、建筑师、科学家和预想家。假设我们要建立一个极端现代主义人物的万神殿或纪念馆，下面这些人一定要进入：圣西门、勒库布西耳、瓦尔特·拉特瑙、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罗伯特·莫斯、吉恩·莫奈、伊朗国王、戴维·柯林瑟、列宁、托洛斯基、朱利安·尼雷尔。他们设想了全面理性的社会工程，这些工程包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改善人类生活。作为一种信仰，极端现代主义并非为某种政治倾向所独有：我们将会看到，左翼和右翼都有极端现代主义。第二个因素是毫无节制的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第三个因素是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欲望，现代国家提供实现欲望的工具，无能的市民社会则为建筑（反）乌托邦提供了平整的基础。
我们将很快回来讨论极端现代主义的前提。在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20世纪国家造成的许多大灾难都是统治者进行其社会巨大乌托邦计划的结果。纳粹主义可以被用做例子来分析右翼极端现代主义者的乌托邦主义。南非种族隔离下的巨大社会工程、伊朗国王的现代化计划、越南的村庄化以及许多后殖民时代的发展项目[如苏丹的格泽拉仪（Gezira）项目]都属于这类。当然并不否认，20世纪多数的大型国家强制社会工程还是由进步的、经常是革命的精英进行的。为什么会这样？
1925年，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财团在苏丹首都喀土穆的东南方实施了庞大的Gezira项目，13万多苏丹佃农开始种植棉花并出口给英国的纺织厂。图为苏丹首都喀土穆城区。[图源：人民网]
我相信原因在于，对现存社会具有全面深入评价的进步分子往往掌握权力并被授权改变（至少在开始时）现存状况。这些进步分子都想使用权力改变人们的习惯、工作、生活方式、道德行为和世界观。如同维克雷·哈维尔所说的，他们已经部署了“全面社会工的装甲部队”。乌托邦抱负本身并不可怕。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根本不值得一看，因为它最缺少人类常驻的国度。”但当乌托邦幻想为统治精英所掌握，而这些精英不承诺民主或公民权利，并为了达到目标毫无毫无节制的使用国家权力的时候，乌托邦的幻想就会走向错误。当接受乌托邦试验的社会没有任何抵制能力时，乌托邦的幻程就会走向致命的错误。
那么什么是极端现代主义呢？最好将其理解为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强烈（甚至是僵化的）信念。这些进步与183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和北美的工业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中心就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之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与随着对自然规律的专科学理解相应产生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包括人类本位）的超强自信。因此极端现代主义是一个关于将科技进步应用于——往往通过国家人类活动各领域的全盘幻想。如果说，像我们所看到的，国家简单化和实用主义的描述倾向由于通过国家权力的活动按照其表述来改变事实，那么可以说极端现代主义国开始于一个全方位的新社会药方，并意图将其实现。
在19世纪末的西方很难不成为某种现代主义者。一个人怎么可能不被济学和工业带来的变化所震惊，甚至产生敬畏呢？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任何一位60岁的人在其一生中就可以见证棉花和羊毛织品加工的革命、工厂体系的成长以及蒸汽机的应用和其他令人吃惊的用于生产的新机械设备、冶金和交通(特别是铁路)的巨大突破、大量生产的廉价商品的出现。化学、物理、医药、数学、工程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对科学有丁点关注的人，都会期望奇迹不断出现(如内燃机和电)。19世纪前所未有的变革使许多人贫穷并被边缘化，但甚至受害者也意识到变革的到来。这些在今天都显得太天真了，因为我们已对技术进步的限制和成本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任何极权主义话语都有了后现代的怀疑主义。但是新的观感还是忽略了现代主义的假想在我们生活中的普及程度，特别是忽略了成为极端现代主义核心内容的巨大热情和对革命的过分自信。
社会的发现
从描述到开处方的道路并不是潜意识不经意产生的，而是深思熟虑的行动结果。启蒙运动关于编制法典的思想与其说是为了反映民众特殊的风俗和实践，不如说是通过编纂和概括那些合理的习俗，以禁止那些模糊和野蛮，从而建立一个文化共同体。在整个王国建立统一的重量和度量标准有比方便贸易更大的目的：新的标准意在表达和推动新的文化统一。早在从事这一文化革命所用的工具存在之前，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如孔多塞，就已经预见到了工具的产生。他在1782年写到：“那些几乎是在我们同时代产生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自身的科学，其直接目的在于使人类幸福，它们将像物理学一样取得进步；这理念是如此甜蜜，我们的后代在智慧和知识上都将超越我们，这不久就会成为现实。至于道德科学的本质，显而易见，它们也像物理科学一样基于观察事实。它们必遵循同样的方法，要求同样准确和精确的语育，达到同样的确定性水平。”孔多塞眼中的闪光到19世纪中叶成为被积极实施的乌托邦项目。过去被应用于林业、重量和度量、赋税和工厂的简单化和理性化现在则被应用于整个社会的设计。这样产生了工业般强有力的社会工程。工厂和森林还可能被私营企业家来设计，而操纵整个社会的雄心只能由民族国家的项目完成。
新的国家角色的观念代表了根本的变革，在这之前，国家主要限于扩大君主财富和权力的活动，如同科学林业和财政科学的例子所表现的。国家的中心目的之一在于改善社会所有成员——他们的健康、技能和教育、寿命、生产力、伦理和家庭生活——的观念是很新奇的。当然，新旧国家概念之间有着直接关系。一个改善了人民技能、活力、道德和工作习惯的国家必然可以扩大其税收基础和建立更好的军队，这也是任何一个开明君主所追求的政策。从19世纪起，人民的福利也越来越不仅仅被看做是强化国家能力的工具，而是被作为目的本身。
这一改变的根本前提是对社会的发现，它是一个与国家分离的，可以加以科学描述的具体对象。从这个角度说，人口统计知识——年龄、职业、生育、是否识字、财产所有权、对法律的服从与否(可以用犯罪统计表示)——的产生使国家官员可以用新的精细方法对人口进行分类，如同科学森林使林业官员可以详细地描述森林一样。伊恩·哈金举例解释了自杀或谋杀率如何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征，以此可以作出杀人案例的“预算”，也就是每年“支出”多少，就像会计账中的常规支出，尽管不知道具体的杀人犯和受害者是谁。统计事实被加工成社会规律。从简单地描述社会到以完善为目的的设计和操纵社会，两者的区别只是一小步。如果能重塑自然，设计一个更合适的森林，为什么不能重塑社会，建立一个更合适的人群?
干预的范围可以是无止境的。社会成为国家管理和改变的对象，意图在于使之走向完善。一个进步的民族国家要按照新道德科学的先进标准操作社会。那些为早期国家作为既成事实所接受的，并在国家监督下自我复制的原有社会秩序第一次成为管理对象。人工的、被操作的社会完全有可能被按照经过思考的、理性的和科学的标准设计，而不是习惯或历史偶然性的产物。社会秩序中的角角落落都可加以改进：个人卫生、饮食、儿童养育、住房、姿态、娱乐、家庭结构，以及臭名昭著的人类遗传基因。贫穷的工人往往成为科学社会计划的首选对象。发展的城市和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了改善他们日常生活的计划，并由模范工业镇和新建立的福利机构实施。可能形成潜在威胁的一些问题人群——如穷人、流浪汉、精神病人和罪犯——有可能成为最彻底的社会工程所要解决的问题。
齐格玛特·鲍曼建议用园艺来比喻这种新的精神。园艺师(也许在正式花园中担任景观建设的建筑师是最贴切的类比)将一个自然场所加工成完全人工设计的有秩序的植物空间——尽管植物的有机特征对结果有所限制，但园丁在整体布局和整形、剪枝、种植和清除所选定植物方面还有很大的选择权。未经整理的森林与长期管理的科学森林之间的关系就像未加工的自然与花园的关系一样。在花园中，人类将自已的秩序、效用和美的原则赋予自然。在花园里生长的都是从可以种在那里的植物群中挑选出来的一小群。与此类似，社会工程师精心设计并保持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秩序。启蒙主义者关于人类自我进步的信念逐步成为社会秩序完善性的信念。
社会公共工程的一个大悖论是，它显得与现代性的经验格格不入。社会的突出特征是在流动，要停止其流动就好比要管理旋风一样。许多人会同意马克思的观点：“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现代性的经验(文学、艺术、工业、交通和流行文化)首先是令人眩晕的速度、运动和变化的经验，那些自封的现代主义者从中感到兴奋和自由。解决这一悖论最好的方法是假设那些社会的设计者如同机车的设计者一样，头脑中有个“流线型”意识。不是要停止社会变迁，而是对社会生活有个良好的设计，从而将进步中的摩擦减至最小。但是这种解决办法的困难在于国家社会工程本质上的独裁性。本应有多个发明和变化的源头，却被单一的计划权威所取代，本应有现存社会生活的弹性和自主，但各个位置已被指定、固定的社会秩序所取代。走向多种形式的“社会标本制作术”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极端现代主义的激进权威
真实的情况是，我们要将科学应用于社会问题，并得到国家全部力量的支持，正像过去国家全力支持战争一样。
——C.S .刘易斯（Lewis）：《可怕的力量》
极端现代主义的困境主要来自于它用科学知识的权威讨论改善人们的生存状态并排斥其他不同的看法。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极端现代主义意味着与历史和传统真正决裂。如果理性的思维和科学规律对任何实际问题都能提供单一的答案，那么就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了。从家庭结构、居住模式到道德观和生产方式，所有人类继承的习惯和实践都不是基于科学推理，都需要被重新考察和设计。过去的结构多是神话、迷信和宗教偏见的产物。科学设计的生产和社会生活计划比承袭的传统更先进。
这种观点深深地根植于极端现代主义。如果规划的社会秩序比偶然的、非理性的历史实践沉积更好，那么就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只有那些掌握科学知识，能够识别和创造这些先进社会秩序的人才适合在新时代掌权；其次，那些落后无知从而拒绝科学计划的人应被教育，不然就靠边站。强烈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典型，如同列宁和库布西耶所建立的，养成了他们对所干预对象的冷酷无情。最激进的极端现代主义设想要扫除一切原有的错误，从零开始。
因此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倾向于贬低或排除政治。政治利益只能使专家所设立的社会目标失败，这些专家有适合他们分析的科学工具；作为个人，极端现代主义者可能对民权抱着民主的观点，或者对限制他们的私人领域的不可侵犯性持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但这样的信念往往是游离于他们的极端现代主义信念之外，两者经常发生冲突。
尽管极端现代主义者设想的是重塑社会习惯和人类本性自身，但他们往往开始于无限的野心，要按照人类的目的改造自然——这一野心是他们信念的核心。《共产党宣言》中对技术进步的赞歌表明了具有不同政治主张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被乌托邦的可能性彻底打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蒸汽动力的船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运河的修筑、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承诺成为可能，而这正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起点，它将第一次使资本主义的成果服务于工人阶级。在19世纪末的知识界中充满了这些大型工程计划，如1869年建成的苏伊士运河对欧亚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的喉舌——《环球》刊登了关于大型工程的无数讨论：巴拿马运河的建设、美国的发展、影响深远的能源和交通项目。人类(man)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最终必然要驯服自然的信念可能是极端现代主义的基础，但是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许多大型冒险事业已经取得成功。
克劳德·昂列·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出身贵族，曾参加法国大革命，还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他抨击资本主义社会，致力于设计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他所设想的社会中，人人劳动，没有不劳而获，没有剥削与压迫。[图源：Wikipedia]
这一预想的独裁或中央集权含义是很清楚的。这些项目规模宏大，除了少数情况(如早期的运河)，它们都需要通过税收或信贷投入大量资金。尽管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些项目可以由私人投资，但它们仍然需要公共权威来征用私有财产、违背个人意愿迁移、保证所需要的信贷和债券、协调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在中央集权的国家，不论是路易·拿破仑的法国还是列宁的苏联，在政治体制中已经有了这种权力。在非中央集权的国家，这样的项目需要新的政治权威或有着半政府权力的“超级机构”——它们可以将人送到月球；或者建立水坝、灌溉系统、高速公路以及公共交通系统。
极端现代主义关注的时间几乎只有未来。虽然任何致力于进步的意识形态都会特别关注未来，但极端现代主义将此发展到极致。过去是障碍，是必将被超越的历史；现在则是开创更好未来的计划平台。极端现代主义话语，以及采用了它的各国的宣言，关键特征就是其严重依赖面向全新未来的巨大进步的视觉形象。对未来的战略选择导致不同结果。未来越是可知和可以实现——这是进步的信念鼓励人们坚信的——那么未来的福利越少被不确定性破坏。实践的结果就是大多数极端现代主义者确信，要达到可靠的美好未来需要暂时的牺牲。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五年计划就是这一信念的例子。通过一系列预先确定的目标——主要是物质的、可以度量的——体现出进步，这些目标可以通过储蓄、劳动力，同时还有投资实现。当然有时候没有其他可选择的计划，特别是面对单一紧急目标的时候，如要赢得战争，其他的目标只能服从这一目标。这种活动的内在逻辑意味着对未来、对直接服务于目标的计算以及对所幻想的人类福利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定性。但是这些计划不得不经常被调整或被放弃，这说明计划背后的假设是如何的雄心勃勃。
在这方面，极端现代主义应该对能从中获得最大收益的阶级或阶层有强大吸引力——从世俗观点看，收益包括地位、权力和财富。事实上它是官僚知识分子、技师、规划专家和工程师的典型意识形态。他们的位置不仅仅意味着统治和特权，同时还意味着对民族建设和社会转型所承担的责任。当这些知识分子认为自已的责任是将技术落后、未受教育、自给自足倾向的人带入20世纪的时候，他们自我认定的人民教育者角色就会剧烈膨胀。承担了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使占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有信心、团结，并愿意做出（或者强加）牺牲。关于伟大未来的幻想与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混乱、苦难和为了一点利益的争夺形成鲜明对照。完全可以想像，面对的现实世界越难对付和充满抵抗，规划者越需要空想计划来填充这一空间，否则就会导致绝望。阐述这些计划的精英无形中将他们自己表现为同胞要追随的学习和进步榜样。既然极端现代主义言论有着意识形态的优势，有如此多的后殖民主义精英追随在其旗帜下也就不奇怪了。
在今天看来，我们对极端现代主义者胆大妄为的冷酷解释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很不公平的。如果我们将极端现代主义信念的发展置于其历史背景下，如果我们要问谁是极端现代主义的敌人，就会得出一个更易引起共鸣的图景。掌握了新知识的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可以救活成千上万的人口，但流行的偏见和受保护的政治利益却阻碍着他们。城市规划者可以将城市的住房设计得更便宜、更健康和更方便，但不动产的利益和已有的审美观却阻碍他。发明家和工程师设计了革命性的新能源和交通方式，但受到了工业家和工人的反对，因为他们的利益和工作会被新技术取代。
对于19世纪的极端现代主义者来说，对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科学控制是解放性的。“它（这种控制）保证人类从短缺、贫困和自然灾难的不确定性中得到解脱。”戴维·哈维指出：“理性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思维模式的发展保证了人类从神话、宗教、迷信中解放，同时也从滥用权力和人类本性的黑暗面中被释放出来。”在我们转向极端现代主义其后的版本之前，我们要提请注意其19世纪先驱的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所有极端现代主义者的干预都是以寻求帮助和保护的公民名义并在他们协助下实施的；第二，在方方面面，我们都是各种极端现代主义项目的受益人。
20世纪的极端现代主义
建立可行的乌托邦，对整个社会秩序进行彻底和理性的操作，这种观念的出现主要是20世纪的现象。似乎有很多历史土壤特别适合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生长。这些土壤包括国家权力危机，如战争和经济危机，以及国家不受阻碍的计划能力极大扩张的环境，如革命的权力交替和殖民统治。
20世纪工业战争需要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总动员。甚至美国和英国这样的自由社会，在战争动员背景下都直接统治了社会。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也同样迫使自由主义国家进行社会和经济计划的试验，以减轻经济困难并保持公众的合法性：在战争和危急情况下，迅速进入统治社会成为不可控制和不可避免的。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国家也属于同样的类型。
革命和殖民主义接受极端现代主义的原因是不同的。革命和殖民主义各自都有非同寻常的权力。已经推翻了旧政治制度的革命国家往往负有使命要按照自己的蓝图重建社会，它们面对的是一个反抗能力有限的、顺从的市民社会。大量与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期望更刺激了极端现代主义的野心。殖民主义政权，特别是晚殖民主义政权，经常成为社会工程的集中试验地。“福利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殖民统治内在独裁主义的结合鼓励了重建本土社会的雄伟计划。
如果要精确地指出20世纪极端现代主义“诞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和人物——这被公认为是不确定的，因为极端现代主义有许多思想上的源泉——最有力的例子是一战时期德国的动员，最合乎要求的人物是瓦尔特·拉特瑙。德国的经济动员是战争时期的技术奇迹。正是因为拉特瑙计划，德国才能在很多观察家预言其失败后，仍保待军队在战场继续战斗，并有充分供应。拉特瑙是一个工业工程师，通用电气公司的首脑，这家公司是由他父亲创建的一家大电器公司。他负责战时原材料办公室.他认识到，原材料和运输的计划配置是战争持续的关键。由于逐步发明了计划经济，德国在工业生产、军需品和武器的供应、运输和交通控制、价格控制和文官的配置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这些都是过去从未尝试的。前所未有的征兵、士兵以及与战争相关工业劳工的动员需要大规模的计划和协调。这样的动员促进了创建“被控制的群众组织”观念的产生，这种组织将涵盖整个社会。
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 1867-1922），犹太裔德国人，是一位德国实业家、政治家、作家。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担任德国外交部长。拉巴洛条约签订后两个月于1922年6月24日遭到暗杀身亡。[图源：Wikipedia]
拉特瑙对普遍计划和理性化生产的信念根植于热力学的物理原理和新的应用科学之间的知识连接。对于许多专家来说，狭隘和唯物的生产力主义将人力作为机械系统对待，它可以被分解为能量转移、运动和工作物理学。将人力简化为孤立的机械效率问题鼓励对整个劳动过程的科学控制。正如安森·洛宾巴赫所强调的，19世纪晚期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核心是将技术与生理学等同起来。
这种生产力主义至少有两个传承，一个是北美，一个是欧洲。美国的贡献来自于弗里德里克·泰勒影响深远的工作，他将工厂劳动详细地分解成独立、精确和可重复的运动，这开始了工厂工作组织的革命。对于工厂经理和工程师来说，新发明的自动流水线使他们可以使用非熟练工人，不仅可以控制生产的速度，而且可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欧洲的“能量学”关注的是运动、疲劳和适当的休息、合理的卫生、营养。这种传统也将工人作为概念上的机器，尽管这种机器需要吃饭并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秩序。他们用抽象的标准化工人代替具体的工人群体，标准工人有着一致的体能和需求。像泰勒制度一样，威海姆皇家生理学研究所也是建立在将人体理性化基础上的，它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战争期间前线和工业中的效率。
两种传统最引人注意的是，如此多持不同政治态度的知识精英都相信它们。“泰勒制和技术统治论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理想主义共同口号：消除经济和社会危机、通过科学扩大生产力、发挥技术效力。在技术和科学的指令下，社会冲突将被取消，这种社会远景展望可能通过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独裁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手段来实现。简单地说，生产力主义对政治主张并无偏好。”
生产力主义的不同形式对政治右翼和中间势力的号召力，主要在于承诺用技术解决阶级斗争。如果能够像其拥护者所鼓吹的那样极大地提高工人的产出，那么再分配的政治学就可以被阶级合作所取代，利润和工资都会同时增长。对于多数左派来说，生产力主义则承诺用工程师、国家的专家或官员代替资本家。它提出了单一的最佳办法，即“最好实践”来解决工作组织中的所有问题，其结果就是为了全体利益的计算尺式的独裁主义。
拉特瑙在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训练、战时的计划经验以及他从电力的精确、广泛和转换潜力中引申出的关于社会的结论，这些内容的结合使他学到了丰富的社会组织经验。在战时，私营企业让位于国家社会主义：“巨大的工业企业已经超越了名义上的私人所有者和所有财产法律。”必需的决策与意识形态无关，技术和经济的需要是它们的强大推动力。专家的统治和新技术的可能性，特别是巨大的电力网络，使新的社会—工业秩序成为可能，它们既是中央集权的，又是地方自治的。战争期间需要工业公司、技术专家和国家的结合，那时拉特瑙已经看到了和平时期社会进步的前景。当重建的技术和经济需求很明显，并且各国都需要类似的合作时，拉特瑙的理性计划信念就带有了国际主义的味道。他将现代性概括为“新的机器秩序……将世界合并为一个无意识的强制性联合体，一个无法打破的从事生产的和谐共同体”。
世界大战是工程师和计划专家实施政治影响的顶峰时期。在了解了最高可以达到什么目标的前提下，他们设想了如果将同样的能量和计划用于大众福利而不是大幅破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与许多政治领袖、工业家和劳工领袖、著名知识分子[如英国的菲利普·吉本斯，德国的恩斯特·荣格，法国的古斯塔夫·勒本]的共同努力下，他们最终同意，只有重建和全面投入到技术创新和依靠技术创新的计划中，才能重建欧洲经济和社会和平。
德国工业动员的成就给予列宁深刻印象，他相信这正是生产社会化的正确途径。正像列宁认为马克思发现了同达尔文进化论一样永恒的社会规律，他相信大众化生产的新技术是科学规律，而不是社会建构。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一个月，列宁写道：战争“已经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到如此的巨大程度，垄断资本主义被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无论是无产阶级或者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无法存在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他和他的经济顾问将拉特瑙和莫兰多夫的工作直接引入了苏维埃的经济计划。对于列宁来说，德国战时经济“是现代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技术、计划和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将这作为社会化经济的原型。如果现在的国家是在工人阶级代表手中，那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就已经存在了。如果忽略革命者夺取了政权的重要事实的话，列宁关于未来的设想与拉特瑙很相似。
列宁很快地认识到工厂中的泰勒制度对社会主义控制生产的意义。尽管在早期他指责过这类技术，称之为“对血汗的科学剥夺”，但是到了革命时期他已成为德国系统控制的热情拥护者。他赞美“建立于最现代的机械化工业的纪律、组织和协调合作的原理、最严格的责任和控制制度”。
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勒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了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勒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
1918年由于生产的下降，他开始提倡严格的工作纪律，如果需要，可以重新恢复可恶的计件工资。1921年召开了全俄科学管理动员大会，会上泰勒制的倡导者和能量学拥护者(也被称为人体工程学)进行了争论。当时在苏联至少有20个研究所和同样多的杂志都在研究科学管理。对于列宁这样独裁的极端现代主义的革命者，宏观层面的指令经济和在工厂微观层面的中心协调的泰勒制提供了吸引人的、相互依存的制度。
尽管它们很吸引独裁者，但20世纪的极端现代主义经常遇到抵制。其原因不仅复杂，而且各自都不相同。这里我不想详细地考察极端现代主义计划的所有潜在障碍，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由民主观念和制度所构成的特殊制约。这里有三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就是私人空间信念的存在，这是国家及其机构无权干涉的。然而如同曼海姆指出的，这一自主地带一直处于被包围之中，国家干涉一直将其作为目标。米歇尔·福柯的大部分工作就是试图将对以下方面：健康、性、精神病、流浪、卫生的干涉表现出来，并找出其背后的规律。然而，无论是通过其自身的政治价值观或对这些干涉可能引起的政治风暴的适度考虑，私人领域的观念还是限制了极端现代主义的野心。
与第一因素密切相连的第二个因素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私营部门。如同福柯所说的，与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不同，“政治经济学承认对经济过程总体控制的不可知性，因此，统治经济是不可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不仅仅认为自由市场保护了财产并创造了财富，而且认为经济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由等级森严的行政部门进行具体管理。
阻止全面极端现代主义计划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起作用的代议机构的存在，通过它们，社会的反抗能够表现出其影响。这类机构抵制极端现代主义计划最严厉条款的方式，同阿马拉蒂亚·森（Amartya Sen）论述的开放社会中公开化和动员反对力量预防饥荒所采取的方式一样。阿马拉蒂亚指出，统治者不会饥饿，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并采取行动控制饥荒，除非他们的设定位置给他们以强烈的刺激。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可使饥饿广为人知，而集会和代议机构中的选举自由保证被选举的官员出于自身的利益尽可能地控制饥荒。同样，在自由民主背景下，极端现代主义计划要与地方的意见相互吻合以避免在选举中失败。
但是对未受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限制的极端现代主义，最好还是从其所制定的宏大计划和结果方面来理解。现在我们开始讨论极端现代主义的实践——城市规划和革命言论。
*本文节选自《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第三章，詹姆斯·C·斯科特著、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封面图为电影《辛德勒名单》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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